摘要：“一带一路”的提出及其与语言互通共识是“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研究与实践的依据，关键是语言战略性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和语言服务，其旨归是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高端智库支持和语言互通服务，助推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语言政策、规划与服务及实施路径与措施，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语言的价值，语言学术服务、区域语言建设、语言战略与国家安全研究、自身语言能力建设，汉语国际传播，“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舆情监测。“一带一路”语言互通战略研究未来将呈现为系统性、多维性、层级性的系统理论研究、全面持续可行性的服务体系研究、充分细化多元的区域和国别的语言本体研究，本土意识增强，国际眼光敏锐，战略布局机制与规划服务体系研究加强等多维趋向。研究方向上则体现为协同创新与智库联盟的趋势。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研究；语言规划；语言服务；语言智库

“一带一路”语言建设的倡议及研究尽管时间不长，但却得到了中国语言文字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的热潮持续不断。从研究现状的整体面貌来看，相关期刊、杂志、论文、报道等大量涌现，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探讨了服务一带一路语言建设的主要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价值与语言国情；语言需求与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与孔子学院及高校角色；语言资源开发与语言能力建设；多语种及其翻译与通用语；语言安全与舆情监测；跨境语言与濒危语言；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学术服务、区域语言建设、语言战略与国家安全研究、自身语言能力建设，汉语国际传播，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设，舆情监测。既有宏观的谋划，又有微观的分析；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实施建议，不乏良策灼见。突出表现为围绕“一带一路”的实施从国际、国内视角提出各种解题方案和对策思路。

一、“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基本研究

（一）“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丝绸之路”是一条1877年被德国历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古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交流通道[2]，是中外文明的历史交汇带［3］。“一带一路”是借助历史的符号盘活现世的融通，是与世界沟通的陆地之桥。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2013年10月3日，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提出与东盟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通、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同时提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实现五通，当需语言互通[3]。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没有语言互通，就不会有很好的人的沟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就没有任何意义。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体系，东接亚太，西进欧陆，沿途连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版图覆盖65国，总人口约44亿人，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接近全球的1/3。这些数据预示着，“一带一路”已不是一国一地之事，而是有关世界互联互通的大构想[4]。“一带一路”，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乐意使用的语言。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聂丹在《“一带一路”亟需语言资源的互联互通》中指出：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应该覆盖沿线国家全部语种，从语言资源的开发、共享与应用三个层面出发，组织实施“一带一路”的语言资源库工程、语言文化博物馆工程和“语言通”工程，更好地服务互联互通、国家安全、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

语言互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战略地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语言互通应包含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内容之中，应纳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

（二）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张日培在《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一文谈到,“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调用一切积极因素，整合中国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实现睦邻友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战略举措。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既要探讨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更要思考旨在争取人心、赢得民意的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王建勤在《“一带一路”与汉语传播：历史思考、现实机遇与战略规划》一文中谈到,古丝绸之路的汉语传播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汉语的传播方式不同，拉动因素也不同。语言传播必须抓住时代机遇，搭上时代的“顺风车”。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应和“一带一路”产业与经贸合作全球化拓展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汉语国际传播还应助力“一带一路”，服务“一带一路”。作为国家语言战略重要资源的孔子学院，应该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和“一带一路”产业发展格局调整战略布局，从而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步伐。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国家语委原副主任兼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在《“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一文中谈到,“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聂丹在《“一带一路”亟需语言资源的互联互通》一文指出：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应该覆盖沿线国家全部语种，从语言资源的开发、共享与应用三个层面出发，组织实施“一带一路”的语言资源库工程、语言文化博物馆工程和“语言通”工程，更好地服务互联互通、国家安全、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为了全方位构建“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的系统工程，一要进行战略规划，二要整合现有资源，三要开展跨国合作，四要运用前沿技术。

魏晖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语言规划服务方兴未艾》中谈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研究正成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新的热点，方兴未艾。

（三）语言价值与语言国情

语言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既是语言的资源，也是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语言资源具有社会性、继承性、价值差异性、稀缺性、共享性、可开发性等主要特性。不同语言资源其价值是不同的，掌握不同语种的人力资源是核心资源。语言资源的共享性需要重新认识，学习他国、他族语言，既增加了本国、本族语言资源，也促进人心相通，推进世界、社会和谐。语言资源的价值在于它的可用、可开发，语言资源观的核心是要建立语言资源管理理念、理论和方法，了解资源、使用资源、开发资源。语言资源管理要有整合观，整合就是把相关部分组合为新的有机整体，以实现优化配置、增强功能、提高效益的过程，整合是一种创新，既可以对某一种资源进行整合，也可以对多种资源进行整合。语言资源观须进一步梳理，系统发掘。

宁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及宁夏大学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所王辉、王亚蓝，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一文，详细统计描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从官方语言、官方语言谱系分类、主体民族语言、外语及少数民族语言五个维度，概述和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官方语言，属于九大语系，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状况复杂。沿线国家重视语言问题，语言使用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邢欣，梁云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亚国家语言需求》一文中指出：在对中亚国家语言需求调查的基础上，讨论“一带一路”战略与中亚国家的重要性、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及对中国的认知、中亚国家中资企业的发展态势、中亚国家的语言需求，即以就业为导向的中亚国家汉语普及型人才需求。建议培养以俄语为主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和良好的跨文化人际沟通型语言人才。

赵世举（2015）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根据中亚国家语言需求的调研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国内所需要的语言人才是综合素质高、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黄行在云南师范大学报发《我国“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状况》一文谈到,我国与“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国家共有跨境语言较多的主要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4国和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缅甸、老挝4国。都有自己的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同时也有一些与我国相邻地区跨境分布的共有的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我国与这8个“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共有大约40种跨境语言。这些语言的系属分类相当广泛,包括:藏缅语族语言——哈尼语、拉祜语、傈僳语、毕苏语、彝语、阿侬语、怒苏语、阿昌语、载瓦语、勒期语、浪速语、独龙语、景颇语、藏语;侗台语族——傣语、壮语、仡佬语、拉基语;苗瑶语族——苗语、瑶语、巴哼语;南亚语系:佤语、布朗语、德昂语、克木语、越南语(京语)、宽话、布辛话;突厥语族——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乌孜别克语)、维吾尔语、塔塔尔语、土尔克语;印欧语系——俄罗斯语、塔吉克语;汉语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东干话。

黑龙江大学史维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撰写《“一带一路”带动跨境濒危语言研究》一文谈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诸语言中，跨境濒危语言应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濒危语言指的是使用人口比较少、使用功能衰退、少年儿童不再使用、在两三代人之内消亡的语言。跨境濒危语言包含两个要素：跨境和濒危。跨境语言指分布在相邻国家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与中国接壤的“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有14个，相关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有33个，跨境分布的语言约有50种。这些跨境语言并非都是濒危语言。

戴庆厦教授提出了建立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定位濒危语言的设想。这一综合指标体系包含丧失母语人口的数量比例、青少年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社团中所占比例、语言使用能力、语言使用范围、族群的语言观念、语言结构系统的衰退等与语言使用功能相关的诸多因素。

戴教授还谈到，关于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边疆边境地区语言状况的调查研究已启动，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考察中，跨境濒危语言的研究应放在首要地位，因为这些语言都是中国与相关国家语言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跨境濒危语言的研究与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契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四）语言需求与语言服务：

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李佳，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心李静峰，于《中国教育报》发《“一带一路”需要语言服务跟进》一文谈到，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语言服务大有可为。

赵世举提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制定专门的语言服务规划，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针对性的语言服务。二是加快培养语言人才，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需求调整语言人才培养布局，改革培养模式，优化培养体系，提高培养质量。三是创新语言资源开发，尤其要重视对语言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的挖掘利用，以及对语言产品的研发，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推动语言产业、语言经济的发展。四是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包括语言使用服务、语言人才服务、语言资源与平台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应急服务、语言咨询服务等。

广西大学语委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黄南津教授从资源视角和战略高度呼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之时，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语言资源的保护、建设及开发利用，重视语言的沟通交际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的发掘，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优质语言服务，并借以获取族群和谐、区域安全、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利益。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版常务副主编李德鹏则以云南省为例，探讨了面向“一带一路”的区域性语言服务问题，指出，云南省的语言服务主要有语言翻译、我国与东南亚及南亚的跨境语言研究和舆情监测三大方面，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教育科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日培从提升我国语言服务能力出发，提出了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建设应该重点研究的七大问题：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保护；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丝路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育；“一带一路”话语体系；语言智库建设与研究。并据此制定相应的语言规划。

魏晖也就加强语言能力建设提出了四个重点：国别研究；具体问题研究，如结合投资、建设、贸易、旅游等相关语言能力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产业化、产品化、实用化；比较研究，如沿线国家语言文字比较研究、语言政策研究等；协同创新，即注重不同学科协同、沿线国家之间的协同等。

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语情监测分析室副主任李佳则就调整我国外语人才培养格局，尤其是优化地区布局发表了看法。

《语言服务是“一带一路”的基础保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语委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汉办汉语国际推广教学资源研究与开发基地执行副主任、赵世举；中国社会科学报）指出：

“一带一路”建设这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造福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的宏伟事业，既充满诱人的前景，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挑战乃至阻力，需要相关方面凝聚共识，齐心协力，稳步推进。其中，语言服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保障和先导工程，亟须深入研究，未雨绸缪，及时跟进。并指出语言服务的基本层面和当务之急。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区域性语言服务——以云南省为例》（李德鹏，渤海大学报），文章以云南省为例进行了讨论。云南省为完成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主要任务,需要提供的区域性语言服务主要有语言翻译、东南亚南亚中国语言研究、舆情监测,针对现有不足,文章提出了增加小语种数量、提高小语种质量、绘制境外中国语言地图、加大境外舆情监测等对策。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赵世举，云南师范大学报），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语言保障。语言文化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和民心工程。语言人才、语言产品、语言应用、语言学术等需求必不可少。面对丰富多样的语言需求，有关方面应尽快制定专门的语言服务规划，加快培养语言人才，创新语言资源开发，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

（五）语言人才培养与孔子学院和高校角色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秋芳在《语言战略研究》撰文《“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指出：我国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对语言教育带来新挑战，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做战略性思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超过四十种非通用语，我国2010—2013年高校外语专业招生的语种只覆盖了其中的二十种（文秋芳2014），从供需对接情况来看，缺口非常明显。又指出了人才培养中的问题，提出了人才培养的措施和建议。“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这是非通用语专业千载难逢的发展新机遇。我们要充分考虑投资国与被投资国双方在语言战略上的互动性，采取多形式、多层次办学，对口培养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需的语言人才，同时还要积极发展汉语国际教育，帮助被投资国汉语人才的培养。

《中国经济时报》姜业庆于《助力“一带一路”传神语联打造一站式语言解决方案》指出：“语联网+行业”战略，将为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诸多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语言整体解决方案。传神语联是基于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第四方语言服务平台，聚合全球译员和语言服务机构，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基于场景的翻译及多语信息服务。

传神语联网副总裁石鑫谈到，将传神专业的语言优势和专业的场景应用相结合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将使得客户可以更简单、更高质量地解决问题。

张东蔚，《服务外包》杂志撰文《文思海辉：全价值链语言服务助企业布局“一带一路”》谈道：中国目前最大的B2C交易平台曾委托文思海辉为其提供全系列的语言服务支持，并帮助它持续改善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使用体验。文思海辉共有近200位专业人员为该平台提供24*7全年无休，包括英语、俄语、葡语等语种在内的服务支持，每天为其全球买家提供数千宗咨询服务，以及上万宗纠纷和仲裁服务，为客户的全球化征程提供卓越的语言服务保障。

（六）语言资源开发与语言能力建设

教育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杨一鸣在人民日报发文《提高国家语言能力迫在眉睫》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到60多个，所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约60多种。其中，我国高校教学尚未开设的语种有18种，只有1所高校开设的语种有20种，加起来占全部语种的近2/3，这还不算这些国家繁多的民族语言。我国高校已开设的一些语种，语言人才储备也明显不足，而美国能处理500多种语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提高国家语言能力提出了紧迫要求。语言能力分为个人语言能力（母语能力、多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各种职业、专业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行使国家力量时所需的语言能力，如在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护侨撤侨及各种国际合作中，国家语言能力都起着关键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属于国家语言能力问题。广义的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层面在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国内外事务中所需要的语言能力。

杨一鸣还谈到，使用特殊教学法随时灵活培养急需的语言人才，或者采用语言志愿者方式，将志愿者放到相关国家和地区培养和储备，同时建立详细信息档案以便国家随时征用，都是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新途径。语言人才培养需要创新思维方式、改革培养机制，走协同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许多企业拟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和投资，但无语言沟通障碍的企业少之又少。开展“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工程，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

吴月刚、李辉于《中国民族报》撰文《跨界民族：“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才需求与供给》指出：“一带一路”在纵深推进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特殊人才需求，不仅需要高端领域的专业型人才，也需要熟悉当地国情人文，以及区域合作贸易规则、政策互动、外交谈判等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性力量。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专业型人才可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定向培养的方式实现有效供给。然而，熟稔当地国情和人文的复合型人才，短时间内却无法迅速实现供给。

我国有30多个跨界民族，跨界民族与“一带一路”沿线和邻近国家语言文化相通、宗教信仰相同、民间交流互动频繁，与目标国家的民众有着一定的民族认同情感，熟谙当地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是我国地缘合作的潜在优势存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跨界民族成员可以凭借自身特点将自身优势存量充分释放，最终在凝聚共识和利益共享的原则下，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相对平衡与合理匹配。

张晓哲于《中国经济导报》撰文《“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再进一步》指出：推动“一带一路”共建，需要语言铺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展开，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通用语言人才不足的问题正在显现。西部司副司长翟东升表示，各部门已开展了大量工作，有了良好的基础，今后要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在“一带一路”语言资源建设方面，要将“走出去”（派出留学）和“请进来”（接纳沿线国家留学生）相结合、政府支持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人才培养与翻译技术和产品开发相结合、专业培养与急训相结合，突出重点区域重点国别重点语种，尽快培养一批急需语言人才，努力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求。

江苏教育报陈宇豪于《语言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铺桥搭路》指出，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副教授王茂林持有新颖的观点。“中国需要提高外语能力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沟通，但我认为汉语的国际推广更为重要。我们应该结合当地的需求推广汉语，我希望看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地位的不断提高。”

人民网《科技部发科技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专有智库》指出：科技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科技人才，汇聚科技人才智慧和力量，开展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估咨询，为企业发展方向调整、市场开拓等提供智力支持，打造“一带一路”科技人才智库，汇集科技人才智慧，为国家及沿线省市“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布局、规划制定、重大任务实施建言献策，以智库交往带动人才人文交流。围绕“一带一路”行业创新需求，开展重点领域科技创新、急需人才引进培养等咨询。服务地方创新驱动发展，开展区域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咨询，提出柔性引智、人才流动和合理配置等政策建议，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和协同发展。

苏蔚于《人才资源开发》撰文《浅议“一带一路”战略中云南高校英语及东南亚语言专业人才语用能力培养途径》介绍：云南省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成为我国与东南亚等国家贸易与往来的重要枢纽，战略建设中云南高校肩负培养能在贸易中发挥桥梁作用的英语及东南亚语言专业人才的任务与重要性，及云南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的地位，并根据语用能力在语言能力培养中的重要性提出语用能力培养的路径。

（七）多语种及其翻译与通用语

《神州学人》《小语种，大世界》里精彩的描述，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如果把联合国使用的6种官方语言定义为通用语种，那么，非通用语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语种，至少从数量上主宰着语言的世界。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小语种的世界。在新时期国家发展大战略映衬之下，非通用语人才的巨大缺口凸显，非通用语人才有着无限广阔的事业空间，小语种也能够拥有大世界。

杨舟，王文乐在《神州学人》杂志《小语种的时代来了》一文介绍道：外语非通用语种专业点布局应直接服务于国家大战略,尤其需要考虑以与我国长期以来有着稳定友好关系的国家及相关语种作为战略支点。

——北京大学教授刘曙雄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报指出，28个本科专业中,落实就业去向率达100%的专业有23个,其中不乏保加利亚语、波兰语、芬兰语、僧伽罗语等小语种专业，这预示着小语种时代的来临。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于《神州学人》撰文《打造国家非通用语发展战略高地》指出，非通用语高端人才培养和非通用语区域国别研究对于中国在全球进行战略布局、拓展国家利益，以及提升公共外交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战略意义。结合人才成长多元化的特点，北外确立了多元化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目标：一是培养和储备中国对外战略布局、拓展外交、外宣工作急需的非通用语人才；二是培养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发挥大国影响力急需的非通用语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三是培养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创造和平发展环境急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四是培养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增强话语权急需的既懂非通用语、又有专业知识的国际组织的官员和非通用复语同声传译人才；五是培养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急需的掌握非通用语的中方管理人员、师资和各类研究者。

沈骑于云南师范大学报撰文《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指出，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交往、沟通、合作乃至竞争都必须以语言互通为前提。面对国家定位转变的新形势，我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亟待战略转型。该文论证了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在战略导向、能力需求、资源种类和资源质量四个方面的战略转型任务，提出加强外语规划，服务“一带一路”对策与建设。

李宇明则从国家转型角度指出尽快开展外语规划，指出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性。

赵功德在《汉字文化》中《世界需要一种通用文字》描述了理想的通用文字，世界上的语言有几千种，每学习一种语言都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过程。如果各国、各民族人都学好自己的母语，然后大家都去认识一种表义的通用文字，再借助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让各国、各民族的人民用最乐意使用的母语和外界人交流，岂不更好？所以说世界需要一种“通用文字”。

（八）语言安全与舆情监测

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现有研究主要分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强调语言对于国家安全的作用（赵世举2015），将语言作为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要素；其二，借鉴美国经验，提出确立国家安全语言的建议和看法（王建勤2011），将语言作为保障和服务国家安全的工具；其三，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角度探讨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戴庆厦2010）；其四，从语言规划角度探讨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戴曼纯2011；陈新仁等2015）。这些观点和讨论视角宽广，对于提升语言的安全价值意义重大，该文梳理语言安全理论的演进，厘清相关概念，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在的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及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提出建构“一带一路”语言安全战略的四大对策建议。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视角谈地方高校国际化——以江苏大学国际化的探索为例（吴晓峰；唐敏；科技展望）"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培养出一批精通相关外语、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在全球化竞争中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国际化人才也成为我国高校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克服国际化进程中的困难,及时发现问题,做出有效对策,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化道路。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层推进，人才是关键。当前，急需培养一批精通相关外语、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在全球化竞争中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国际化人才。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必须坚持人才优先战略。高等院校要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和学科学术资源优势，突出重点和特色，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设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计划，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加快为中资企业培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招生培养规模，造就完备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体系，培养出一批知华友华、学有所成的国际化人才，同时还要培养一大批能够肩负“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国际化人才。

高校要坚持学术导向和国家目标，加强与“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家目标高度契合的学科专业基础建设，努力使学校处于国际学术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阵地，积极为破解国家面临的科学技术创新瓶颈作出应有贡献。例如，设立国别或区域研究机构，使之成为“一带一路”科教合作的学术研究交流平台、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出版“一带一路”专报，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可以组建“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教育合作和科技协同创新，建成为中国高校与沿线各国高校之间深度合作的桥梁和纽带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语言产业SCP分析（曹荣广西财经学院学报）“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范式作为中国语言产业的分析框架。从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进入及退出壁垒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语言产业的市场结构.从厂商定价行为、产品差异化策略、融资与并购趋势化三个方面分析语言企业的市场行为，从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增强自主创新力、促进国际合作三个方面探讨语言产业的市场绩效.提出进一步推进语言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九）跨境语言与濒危语言

对阿拉伯、对中亚，东南亚、少数民族跨境语言文化传播及濒危语言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语言文化对阿传播高峰论坛暨宁夏大学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所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宁夏大学副校长王燕昌语言谈到，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是社会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方向。面对多变的世界语言文化组合新形势，中国的语言文化传播与传承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利用好这一趋势，让中国语言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迅速传播，以此充分发挥语言文化在当前国际合作中的“相通”作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值得深入研究并付诸积极实践。宁夏大学将进一步促进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民族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并以对阿语言文化传播为先导，产生出一批标志性成果，积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目前宁夏大学正在积极筹建中国文化对阿拉伯国家传播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中国文化在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情况。

应加强“一带一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字使用情况的调研（吴振彪，中国民族报）“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内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字的使用与发展问题提出几点认识和建议。一是立足于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科研立项；二是搭建各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使用平台；三是民族干部应掌握自己民族的语言。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外语教育政策面临的挑战与变革（蔡志全；赵红霞，中国大学教学）文章分析了我国、尤其是新疆外语教育的现状和不足，参考国外外语教育政策，结合新疆实际，提出实行多元化的外语教育政策、提高小语种外语人才培养规模的建议。指出我国现有的外语教育政策已无法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行区域性多元外语教育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一带一路”沿线跨境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周边语言文化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宋敏在致辞中指出，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跨境语言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必须先行，因为语言是沿线国家和民族相互理解熟悉、欣赏彼此文化的载体和桥梁；指出近两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跨境语言文化研究以不可阻挡之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发展，这也充分说明该战略符合沿线国家和人们的需要；跨境语言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上具有独立的地位，是语言学新的分支学科。

二、“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研究的总体特点、存在问题及研究趋势

（一）“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研究呈现的总体特点

（1）现实需求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综观“一带一路”语言研究，现实性，需求性，问题导向性，及其综合特征极其鲜明。“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问题导向性，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当前背景下，丝路沿线国家语言和跨境语言的研究非常必要和紧迫，并且少数民族语言、濒危语言的问题的研究和保护显得也尤为突出。丝路带的语言客观特征决定了必须以现实需求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思路来研究“一带一路”语言问题，而且一批学者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

（2）战略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丝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性高度决定了服务丝路带的语言研究以战略的高度深入推进，语言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语言研究必须以战略的高度助推“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涉及国家、民族、文化、语种及多，一些相关研究点涉及学科前沿，一些语言研究面具有前瞻性，一些具有敏锐研究嗅觉和深邃洞察力的学者在一些语言学科点和一些陌生语种领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3）协同创新与智库联盟相结合

任何学科的研究均具有创新性，没有创新的研究算不得好的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性语言研究当然不言而喻，但更独具特色，注重协同创新，各独立的创新主体拥有共同的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进而充分释放彼此创新要素和活力实现深度创新。一些研究院所已经和搭建了各具特点的组织机构与平台智库，并且让这些机构与平台智库相联合，一些学者取得了诸多创新成果，这一模式将成为未来研究创新的新方式和新趋势。

（4）国际视野与本土意识相结合

在进行“一带一路”语言研究时，我们既要仔细揣摩世界的语言情势，又要凝视中国本土的语言情势，既能从中国看世界，又能从世界看中国，目的是在中国走向世界时，需要怎样的语言装备，对于世界上的语言，中国又将做怎样的研究，吸取世界处理语言研究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解决好中国的语言研究工作，做好世界语言的研究和治理。

（5）互联网、语言服务平台及语言的经济学视野相结合

语言是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具有价值、效用、费用、收益等经济学属性，符合“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原理，语言经济学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互联网的强大媒介为语言研究、语言服务提供了空前强劲的传播手段与途径，加之语言服务平台与语言产业的迅速发展凸显了语言传播的扩散效应，以至于互联网、语言服务平台及语言的经济学视野相结合，集中体现出语言研究、语言服务传播的价值效用。

（6）研究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长期性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研究涉及诸多国家、民族和语种，跨境语言，濒危语言，本土语言，语言热菜的培养，研究内容复杂，任务量巨大，全面详尽深入的研究必将大量耗时，因而，庞杂的客观语情形势决定了研究的长期性、任务的艰巨性。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理论探究不够深化、研究视野开拓不广、实践探索创新不足、缺乏具体可行的实施措施与服务体系及战略布局与机制，缺乏体系性、层级性、全局性及持续可行性的语言战略规化与顶层设计，缺乏全国统一性或区域性集中指导的语言战略服务体系，顶层设计与托底落实之间的还有一些距离。

（三）未来研究的趋势

大量研究问题的协同解决，必然将全面有效持续可行的“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研究推向深入。“一带一路”语言互通战略研究未来将呈现为系统性、多维性、层级性的全方位的理论研究、全面持续可行性的服务体系研究、充分细化多元的区域和国别的语言本体研究，本土意识增强，国际眼光敏锐，布局机制与规划服务体系研究加强等多维趋向，研究方法上则体现为协同创新与智库联盟的趋势。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研究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实践探索创新的空间、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措施与战略服务体系仍需细化和完善；研究视野开拓不广，缺乏体系性、层级性、全局性及持续可行性的语言战略布局与机制；理论探究不够深化、缺乏全国统一性或区域性集中指导的语言战略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托底落实之间的距离较大。这些紧迫问题的协同解决，必然将全面有效持续可行的“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研究推向深入。